4中全會6大議題，城管體制調(diào)整成為最急需解決的問題

依憲治國將成依法治國核心

　　“依法治國或法治治國這些詞具有很大包容性和開放性，因而也很容易被歪曲。正因為如此，過去有過形式上的、功利的甚至是錯誤的理解”

　　“當初，在經(jīng)濟改革成功而政治改革缺位的背景下，提出依法治國是個明智的替代物。因為依法治國實行法治的具體內(nèi)容是可多可少、可進可退。所以在新世紀以來的十多年里，法治的實踐仍處在時而進步，時而原地猶豫，時而退步的狀態(tài)”

　　身為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和中國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孫笑俠以對法理學、法哲學和公法學的細致研究而聞名于業(yè)內(nèi)。

　　在今年10月即將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上，“依法治國”將成為四中全會的議題，從法理學的角度，應當如何看待即將討論的“依法治國”議題?過去中國法治建設又有哪些變化?未來中國法治之路又應該如何走?8月底，《第一財經(jīng)日報》記者郵件專訪了孫笑俠。

法治已成各方的真需求

　　第一財經(jīng)日報：今年10月即將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將研究推進依法治國等重大問題，你怎么看這次會議以及依法治國的議題?

　　孫笑俠：四中全會將以法治為專題早有耳聞，乍一聽這一打破中央全會慣例確實挺新鮮的，但是細想起來，覺得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從十四大以來，歷次“四中全會”要么以落實三中全會精神為主題，要么聚焦“黨建”主題。依我看，十八屆四中全會主題聚焦“依法治國”，既是落實三中全會精神，又是關于黨如何依法執(zhí)政的黨建問題。

　　7月29日中央政治局宣布四中全會主題是“依法治國”，實質上卻有豐富的內(nèi)涵，這也恰恰構成了這則新聞的另外三個看點：

　　第一，這次中央領導重復一個十幾年前的老話題，表明他們和老百姓一樣對前個階段法治狀況不滿意;

　　第二，近年來中國法治有虛實真假之分，虛假的法治來自形式或虛幻的需求，真實的法治則來自真實的需求。這次和前幾屆領導人所面對的法治形勢有明顯的不同：轉型危機更嚴峻、腐敗教訓更深刻、市場需求更急迫、民意共識更強烈，因此可以推測本輪推進法治的決心之大小、舉措之真假;

　　第三，更令人期待的是，這次全會在法治上到底有哪些內(nèi)容和舉措是體現(xiàn)反思和深化?

　　7月29日中央政治局宣布審查周永康的同時，宣布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主題，兩件事聯(lián)系在一起，有人分析是要在總結周永康主管政法時的教訓的基礎上抓法治建設。

　　其實，即使沒有周永康的腐敗和薄熙來的亂局，國家也要深化法治建設，只不過近年來深刻而鮮活的教訓，使得我們對法治的需求更真切、更具體�，F(xiàn)在抓法治建設，其實質就是我們呼吁多年的政治體制改革，法治化是政改最合適的突破口，也是中國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到今天各方的真實需求。

　　日報：依法治國并不是新鮮概念，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鄧小平就提出了法制概念，其后中國也一直在法治方面進行探索，那么，您怎么看這些年中國在依法治國方面的改革脈絡?

　　孫笑俠：從用詞上看，中央公布四中全會主題用了“依法治國”這個十幾年前的老詞，是不是老調(diào)重彈?其實它是按現(xiàn)行憲法的規(guī)范用詞來講的，從法理上說，就是“法治”。

　　依法治國或法治治國這些詞具有很大包容性和開放性，因而也很容易被歪曲。正因為如此，過去有過形式上的、功利的甚至是錯誤的理解。

　　當初，在經(jīng)濟改革成功而政治改革缺位的背景下，提出依法治國是個明智的替代物。因為依法治國實行法治的具體內(nèi)容是可多可少、可進可退。所以在新世紀以來的十多年里，法治的實踐仍處在時而進步，時而原地猶豫，時而退步的狀態(tài)。

　　目前新條件下，它一定會被賦予新內(nèi)容而不斷發(fā)展，比如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出現(xiàn)的“法治中國”概念，將會在四中全會上成為關鍵詞和主題詞。

　　當下的中國，法治為何會成為老百姓的口頭禪，就是因為法治已成了百姓的真需求，我們需要法治來改變拆遷或城管制度;需要政府把政府權力清單掛在陽光底下;需要政府減少許可審批給市場主體更多自由;需要法治保障投資風險的減少;需要法治來保證每人都不會吃到有毒食物;需要法治保障教育與就業(yè)機會的公平;需要法治保障個人意見有正常暢通的渠道和方式得以表達;需要法治來保證自己的官司受到法院公平對待;需要法治來保證自己不被偵查機關任意監(jiān)控和關押……

　　新一屆領導人是在這種背景下，認認真真琢磨法治問題，提出一些新思路，比如上任伊始就強調(diào)“憲法高于一切”，“堅決糾正違憲違法行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jù)”、各級領導干部要掌握“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牢籠”，“法無授權無權力”，“法無禁止即自由”，“司法權是判斷權，司法權是中央事權”，等等，這些提法都是很內(nèi)行、很純正的法治思想。

　　可見新一屆領導不僅把握了法治的重要意義，而且理解了法治的內(nèi)在精髓。這些提法也都反映了中國經(jīng)濟社會和各階層民眾對法治的真實需求，也體現(xiàn)了中國新一代政治家對現(xiàn)實社會需求的準確把握。

　　總之，大家意識到推進法治不只是律師和法官們的事，還是企業(yè)家、知識人、政治家等社會各界的事，更是事關老百姓人權與民生的事，推行法治成為中國人的真實需求。

可能納入全會討論的“六大議題”

　　日報：你認為四中全會即將討論的“依法治國”議題，有哪些議題可能納入四中全會的討論范圍?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孫笑俠：我們不難預測到，四中全會將會把“法治中國”作為決議標題的關鍵詞，決議將會出現(xiàn)一個深化版或叫升級版的法治建設方案。當今中國社會真實的需求下會有真實的法治，因此我估計以下六大議題會進入全會議題：

第一，法治與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

　　要實現(xiàn)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就是要確立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共產(chǎn)黨自身的需求會強調(diào)執(zhí)政方式的轉變，強調(diào)國家治理方式的轉變。

　　這個議題中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法治的框架下進行改革，如何體現(xiàn)改革于法有據(jù)，如何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推進改革、規(guī)范發(fā)展、促進矛盾化解，如何普遍建立法律顧問制度。

第二，維護憲法權威與違憲監(jiān)督機制。

　　重申憲法具有最高權威，雖不會對憲政作出定論，但會明確提出依憲治國、依憲執(zhí)政是依法治國的核心，要進一步健全憲法實施監(jiān)督機制和程序。

　　這個議題中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是否取消禁令，宣布各級司法機關可以在裁判文書中引用憲法?如何啟動憲法實施監(jiān)督制度?如何增加有地方立法權的城市的數(shù)量?

第三，順應市場化需要，建設法治政府。

　　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減少權力、公布清單。深化行政執(zhí)法體制改革。

　　這個議題中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整合執(zhí)法主體，相對集中執(zhí)法權?如何理順城管執(zhí)法體制?如何完善行政執(zhí)法程序，規(guī)范執(zhí)法自由裁量權，加強對行政執(zhí)法的監(jiān)督?

第四，法治與司法改革，如果說法治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那么司法改革是首選的突破口。

　　中央已經(jīng)確立司法改革的思路，消除司法權的行政化、地方化、大眾化。為了確保“獨立公正”，一是實行省以下統(tǒng)一的司法管理體制，脫離地方政府管理，二是實行職業(yè)化人員管理制度。

　　這個議題中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好黨的領導與司法獨立的關系，能否把黨對法治建設的領導與黨對司法的領導區(qū)分開來;黨不能以領導政府那樣的方式來領導司法，能否不干預具體個案。

　　還有就是，如何改革政法委，省以下政法委的建制是存是廢;如何總結近十年政法工作的教訓;如何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和人權司法保障制度?

第五，法治與反腐敗。

　　總結反腐敗的經(jīng)驗教訓，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jiān)督體系。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依法公開權力運行流程�，F(xiàn)在我們往往是以紀委查腐和檢法懲腐為主，以群眾舉報、網(wǎng)民人肉、媒體挖糞甚至民間戲言所謂的“小三反腐”，等等，都可歸納為“人工反腐”。

　　這個議題中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克服張五常所說的計劃經(jīng)濟向市場經(jīng)濟轉型帶來的“制度化腐敗”?如何在法治系統(tǒng)中通過制度來防止腐敗而不是單一的反腐，也就是說，我們?nèi)绾螐默F(xiàn)在的“人工反腐”轉變?yōu)?ldquo;制度防腐”。

第六，全面系統(tǒng)闡述“法治中國”理論。

　　不僅用“法治中國”概念涵蓋上述所有的重點議題，還在“依法治國”思想上有新內(nèi)容和有新舉措。

　　這個議題中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需要闡明“法治中國”的內(nèi)涵與外延，使內(nèi)部各方面關系在法理上更加協(xié)調(diào)。法治國家與法治社會的關系怎么表述;在政府法治之外如何強調(diào)行業(yè)法治;建立什么樣的法治建設指標體系和考核標準;法治建設的步驟以及與小康目標的關系。

　　2020年實現(xiàn)小康時，法治達到什么水平都需要加以更明確詳細的闡述，2049年建國一百周年時，法治達到什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