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企業(yè)的發(fā)展千萬不可忽視的就是一些細節(jié)問題，很多時候人們往往忽略細節(jié)問題，導致很多事情就失敗在此。我們要知道小的細節(jié)問題非常的重要，對于個人，細節(jié)表現(xiàn)出修養(yǎng)的差異;對于組織，細節(jié)區(qū)別出平庸與卓越;對于國家，細節(jié)反映國民素質和國家競爭力。

　　喬布斯說，清潔工沒完成工作有很多理由，副總裁卻沒有任何借口。同樣的，沒有意志力者睡懶覺有很多理由，有愿望的人勤奮不需要外力推動。春節(jié)日，也是生命中的可計量的日子。

　　無論背后有多復雜的緣由，侵權就是違法。中國的侵權成本太低，尤其擦邊球式侵權獲得了充分的玩小聰明的機會，靠潛規(guī)則已經獲利巨大，法律干預需要漫長的時間，違法者正偷樂呢。加多寶之風不可長，成王敗寇之習不可繼。

　　禁止本企業(yè)員工和家庭成員使用競爭對手的產品，算不得境界問題;企業(yè)家和職業(yè)人必須認定自己的產品是同類中最棒的，否則如何說服消費者?當然，指責對手的產品是不應該的，也是不必要的，無論對內對外。

　　把饅頭全給朋友是一個壞主意，不僅常人做不到，而且會置朋友于不義。這種似乎理想的高尚倡導害了很多人，儒家有很多這種理想主義的設計弄得最終君子寥寥。應該把荒唐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改造為世俗社會課操作的“承認私欲，控制私欲”。

　　所有偉大的改革都會因而流產，任何限制惡的措施都會在更惡的面前功虧一簣。沒有完全獨立的香港式的廉政公署作保證，再好的改革方案都會是水中撈月;而廉政部門沒有獨立和公開的輿論監(jiān)督，自身的干凈就無法保證。

　　所謂“中國式”恐怕只是文字游戲而已，管理的原理是一致的。當然不同國家的文化有差異，表現(xiàn)出來的從業(yè)者思維模式有差別，而國體不同企業(yè)經營環(huán)境有差別，使企業(yè)管理存在“地方性”。但是，過于強調差異性，很容易給管理不規(guī)范制造借口。

　　集體跳槽一定是文化出了問題，根爛了。當然會有各種可能的具體表現(xiàn)：老板太惡，薪酬刻薄;任人唯親，不信外人;拉幫結派，各立山頭;個人主義，體系混亂;瘋狂發(fā)展，不切實際;前途暗然，人心已死......

　　給韓國企業(yè)家上課(漢陽大學在上海交大的班)，課間聊到韓國人堅信民族品牌最優(yōu)秀，自己的產品最好。我說：“自己的大米和牛肉都比外來的貴，但堅持不進口，身土不二;多數(shù)人車用現(xiàn)代，手機用三星，徹底的愛國主義啊。”韓國朋友很迷茫地回答：“好像沒有這個意識啊?”對了，這才是真愛國!

　　公司大而且老，就會被歷史拖累，被慣性卡住。國家也如此，古老的文明把中國也拖得夠嗆，改革起步維艱，變革成本極高。

　　【我們走了很遠，卻忘了為什么出發(fā)】辦企業(yè)，首先是使命和理想，然后是戰(zhàn)略和規(guī)劃，再然后是計劃和方案……。但我接觸的中國企業(yè)就使命而言存在三種情形：理想空洞，領導瞎編;理想簡單，就是掙錢;設計了理想雄糾糾出發(fā)，行進中忘得一干二凈。

　　羨慕德國人是需要本錢的，中國人的效率是值得反思的。一邊玩一邊工作、動輒出去抽支煙、上下午各泡一杯茶是不可能的。德國員工平日可能也腆著大肚子，但進車間迅速鉆進機器底下。更重要的整個德國社會自動化、信息化程度特別高，我們多數(shù)行業(yè)不可比。

　　員工的職業(yè)化一如黃秋生所言：我在一家很爛的企業(yè)打工，但我從不做一件很爛的事;認真的態(tài)度是對自己的人生品質負責，而不是對老板負責。

　　工業(yè)化進程中的中國，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筆生意。做一顆螺釘，并不是如何把它做到最好，而是有人購買能掙錢就行;做一棟房子，絕無百年基業(yè)的想法，只要核心價值的土地能得到充分利用就行;就算提出“百強企業(yè)，百年老店”。

　　中國需要建立與工業(yè)化相適應的精神大廈。這座大廈的基石是合作精神，框架是契約精神，構造是效率觀念，細節(jié)是質量意識，整體是科學觀，設計原則或依據(jù)是持續(xù)發(fā)展觀。——此語出資未曾謀面的朋友、《徽州魂》的作者汪鑫。

　　昨晚住札幌市郊定山溪溫泉酒店，熱水龍頭和花灑都放得很低，洗滌劑和梳妝鏡也放下來了，還配上小的盛水盆和小馬扎：所有這些設計大概都有為老齡化社會著想的意思吧。左上圖，日本人把小小的筷子做到了極致;左下圖，景區(qū)選出不到40平米土地種上10種作物供非農者學習。

　　日本羽田機場的細節(jié)講究：1.洗手間外的嬰兒安置處;2.兒童車;3.托運行李拉鎖用小紙條封好;4.寶寶車;5.洗手間設置掛傘柳丁;6.簡易行李可以自助打包。

　　集體思維影響個體智商必然存在，因為分工的細化使得任何一個人都不需要太多太寬的思考。但在專業(yè)領域必須“百尺竿頭”，使自己成為專家。而且一個上進和互動的組織一定會激勵個體的競爭意識和學習力，便不會對個體的智商產生負影響。

　　“如果我們的工廠撤走了，這片土地長不出莊稼，就是我們企業(yè)的恥辱。”我的在珠海負責籌建新廠的朋友被他的外資方老板如是警告。

　　任何事都不存在沒時間，要么是認知上的不需要，要么是技術上的沒計劃。

　　幾名中國員工在德國一個港口城市就餐，由于吃剩下的飯菜太多被當?shù)厣鐣�保障機構工作人員罰款。“需要吃多少，就點多少!錢是你自己的，但資源是全社會的，世界上有很多人還缺少資源，你們不能夠也沒有理由浪費!”——楊佩昌《你所不了解的德國》

　　中國不缺管理哲學，但從沒有科學性的管理學。中國的管理者和管理學者亟需補的課是管理的科學部分;文的管理思想類終究是各執(zhí)一詞，自說自話，有的自圓其說都難，只能使管理學界更亂。但是，明茨伯格也覺得現(xiàn)存的管理學中“硬”的成就有限。

　　當孩子把學習當作游戲，天才可期;當女人把逛街當事業(yè)，體能無限;當男人把工作當樂趣，工作無影。

　　自虐精神不等同于自虐，自虐精神主要是自制力和堅韌度。自制力首先對自己要嚴、要狠，不能讓自己太舒適、太優(yōu)雅，我曾說過“過于優(yōu)越的工作環(huán)境會破壞工作效率”;堅韌度則強調一根筋的走到底，不自以為聰明地找捷徑，不輕易因誘惑而旁顧。

　　“我是一個銷售，怎么才能克服懶散的習慣呢?”我對提問的網(wǎng)友說：“常人因惰而庸，才人因熬而敗。任何有成就的人都是有點自虐精神的。”你讀不懂這句話，我就懶得再回復你另外也會懶，人類天性。

　　企業(yè)長壽的文化：面對政府平和，面對利潤淡定，面對社會仁義，面對員工親善，面對欲望收斂。

　　在中字號企業(yè)講課，課前領導講話。“既然來了，我也說幾句罷。”這是幾位領導的開場白。中國的領導要考慮：一、時間有高額成本;二、不講無準備的話;三、要講有價值的話。這也是以人為本。

　　鐵道部其實只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把天大的事當成了屁大的事;錯誤根源只有一點，不知道自己是為顧客服務的機構卻看成了管乘客的機關。

　　有人會說那些禮節(jié)有什么作用?禮節(jié)讓人明白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讓我們隨時都記住別人的存在，使人懂得如何與他人相容，偏于煩瑣的禮節(jié)還能讓人強化自身的修煉，學會克制，不致使欲望如野馬般亂竄。

　　有干部說“李娜勇奪法網(wǎng)女單意義非常重大”，”充分展示了李娜通知作為一名中國員創(chuàng)先爭優(yōu)的不懈追求“，“也是向黨的90華誕敬獻的一份厚禮”。不相信領導會這么弱智，更不相信全體公民會弱智如此。當牽強附會和虛妄成為一種習慣和文化，我們就不是在維護組織的偉大，而是在丑化偉大的組織。

　　有很多組織和個人在研究形式主義，轟轟烈烈搞形式，熱熱鬧鬧走過場，形式主義格式化。僅寫材料一項，有的組織折合有三分之一的人終年在努力于誰都知道沒有意義的材料。上報材料數(shù)據(jù)化、表格化的一天就是我們的形式主義治愈的日子。

　　日本人做事的特點可以概括為8個字：精益求精，愚公移山。大阪的關西機場就是典型例子。該機場是從20多公里外炸山取土填海10年建成，落成之日是全球最先進的國際機場。

　　日本也曾出現(xiàn)過類似中國的三鹿奶粉事件，事件的主角是森永乳業(yè)。森永的做法是向所有受害消費者作出合理賠償，為此還債五十年終于存活下來，并因嚴守信用而做大。事跡可見《森永乳業(yè)五十年史》。

　　企業(yè)的社會責任從關西電力的考察讀懂了。天然氣發(fā)電有害氣體排放幾近于零，用于冷卻的海水稀釋后排出水溫不得升高七度以上。35%的廠區(qū)綠化面積，100多種樹 35萬棵，設少年兒童參觀專區(qū)普及科普與環(huán)保，在接待我們的同時接待了一批幼兒園小朋友和兩位殘障人士。

　　日本企業(yè)的務實從安川電機的考察可得之：沒有彰顯的大門，辦公樓會議室?guī)捉�寒磣;停車處未見豪車;"為人類創(chuàng)造夢想"的企業(yè)愿景未上墻，天皇夫婦來視察過也未見大幅宣傳圖片，只留下他們栽種的樹木和一塊小提示牌。而這家企業(yè)機器人月產能2650臺，數(shù)全球第一。

　　兩個人物都畫雞蛋：達芬奇將雞蛋置于不同的光照角度下，仔細觀察琢磨，畫的雞蛋很有立體感;也畫蛋，據(jù)他自己口述，在湖南師范讀書“在圖畫考試時，我畫了一個橢圓就算數(shù)了，我稱之為雞蛋。結果圖畫得了四十分，不及格。”完全不同的文化理念，最終做出的事情必然迥異。

　　國內的食品安全問題，只要認真也能抓好，奧運期間就在世界各國來客面前做到了零事故。孫中山說：“中國事向來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實坐于不能知也。”我們的問題多數(shù)是認識問題，態(tài)度問題.

　　孫中山先生非常喜歡說的一句話是“天命無常，有志竟成。”正因為他的愈挫愈勇的性格特點，讓他百折不撓，絕不言敗。多數(shù)人則信奉“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其含義與孫先生句相近，差別是前后句的位置倒過來了。

　　與法治比較人治的“好處”在于：我們少數(shù)幾個決定一切，所謂“小事開大會，大事開小會，特事不開會”;我們可以在事后拿出一把戒尺來，隨便找個理由就“敲你沒商量”;有必要可以來一場運動，不僅輕重可以重申，抓關與否也可以臨時打草稿�？傊�，法治太不方便，人治容易上癮。

　　新加坡和印度的反貪污法律都規(guī)定，公務員財產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即按貪污論處。中國只要拒不承認，就很難定罪和量刑。我們的法律就提示給貪官：抗拒從寬!

　　現(xiàn)在防腐、反腐的機構并不缺：審計、監(jiān)察、檢察、紀委。只是反貪局比檢察院矮半格，檢察院得讓著政法委，政法委也在黨委領導下，何況上級必定具有權威、領導必然大于組織。

　　“決策從容，執(zhí)行迅速”是我提倡的，而今天午餐間，浙江泰隆銀行的董事長王鈞提出“決策要像狐貍，執(zhí)行應像獅子”更加形象。問題是現(xiàn)在很多組織，決策像獅子，因為浮躁;執(zhí)行像狐貍，因為權變�，F(xiàn)實的病態(tài)和文化的沉疴兼而有之啊。

　　很多地方政府和國企提出“5+2”、“白+黑”，偶爾為之可以理解，長期沒有休息日、不分日夜地工作，表面上很革命，實際上不符合科學發(fā)展觀，也不符合管理原則，不僅容易走形式主義，還產生對效率的破壞。

　　早起就聽兩歲的孩子獨自唱著兒歌“數(shù)不清到底多少鴨”，不免一念閃出：有多少人能數(shù)清自己到底多少鴨呢?當然，這些鴨是財富或資源，很多人沒問題;但這些鴨如果是信任、尊重和跟隨，包括對自身的反思意識、糾錯勇氣和變革決心，怕沒多少人能數(shù)清了，包括一些領袖人物，甚至那些極其偉大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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